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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对抗柴静

2011.11.22 7569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45期

全文:http://www.nbweekly.com/news/people/201111/28191.aspx

摘要:

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“她”。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(9月25日《沉默在尖叫》),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,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,朋友都说好,但“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”。

在那次采访中,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,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:“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,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,你没得选择的。”

柴静未置可否:“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,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。”

“那不是,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,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。”

柴静笑起来,加码了自己的分贝:“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!”为了说明这个亲密,她把手心贴在一起。

看过播出,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。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,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。对面发来一个力,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,她说这是在《新闻调查》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。



“我以前有一个特点是反问比较多,但我现在看到另一种可能,不去问‘难道不是怎么怎么样吗’,而是问‘你为什么这么想’。他对家庭的看法跟我不同,但不同又怎样呢,你只需要去了解怎么不同,为什么不同,就这两个问题就够了。对方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让你意外。”



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“圣经”。来《看见》后,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,在空白处做做笔记,慨叹“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”。她说,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“文学感”。

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,柴静为读《安娜》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,冲的是译者谢素台。“文字中的教养太好,”她说,“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。”

除了这位俄国作家,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,还提及多位名人,引述其名言,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斯宾诺莎、歌德、梵高、赛德克·巴莱、安德森·库珀、顾准、胡适,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,如桎梏、轻慢、湍急、遇合。

“又说抽象了,好玄妙哦。”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,对我笑笑,“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相处多累啊,所以平常就比较八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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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,老罗把柴静与何帆都邀请到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,跟学生们座谈。后来每次吃饭,老罗都当着柴静的面大肆吹捧何帆讲得如何之好,却一字未夸柴静。她后来琢磨,何帆准备得格外充分,没有把演讲当成聊天,而是作为一个整理自己专业的机会,再系统地讲给行业外的人。柴静与同学见面时也带了自己的片子,但因为播放器故障,最后的演讲无奈变成了漫谈。她想邀请何帆来自己的节目组,跟她的同事们聊一次,何帆答,自己需要再做准备。

罗永浩这段时间与西门子的PK,在柴静看来属于“必然发生的事”。“我很少见这世界上有人像他原则性这么强,非常纯洁,影响着我。我在他们里面就像童年时被亲近的人环绕,可以嬉笑取乐,有一种放肆的天真。”

但这种天真对外界关门。我想参与一次他们聚会的请求被她一段话瓦解:

“托尔斯泰用不着跟一只狗去采访和交谈,但他仍然能够理解这个动物靠本能完成的思维。你可以选择你的理解和提问,就像我采访一个人物,如果他呈现得比较单一,那我只能用别的方式去进入他,激发他的另外一面。你可以假设,然后验证你的假设,提问就是完成这个功能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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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看过不少柴静的节目,在接受本刊采访时,他把柴静称作“电视人里少有的有逻辑思维的人”。

“她跟采访者的情感碰撞是很丰富的,虽然表面上冷静,但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信号传递出来。”杨禹说,只是有些时候,柴静的情感投入偏多,“我能感觉到她的问话,外松内紧。她自己绷得比较紧,需要缜密地推动她的谈话,表面上当然是微笑,倾听,平等沟通,但有时候显得刻意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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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的博客和刚写完的书中,有相当内容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。好在如今的社会尺度对记者足够包容,甚至“将记者的情感流露视为亲切,觉得他们挣脱了面无表情的模式化,体现出了人味”。但这个阶段也会过去。柴静说起自己与一个理想中优秀的采访者的差距:“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”

但她也有自己的倔强。在北京广播学院(现中国传媒大学)读专升本时,她在一家知名文化类杂志实习,月工资300块。她去中科院植物所采访,被研究员对物种的天然喜爱打动,交上的稿件题为《棉田里的守望者》。

编辑看了很快回复:“这不是我们想要的,你去编译一点国外的资料。”柴静不解,作了点小抗争:“我觉得国内的困境也提一下。”编辑还是说不需要,“你改不改?”柴静说不改。电话挂断了,她也没再去。

她也不惮批评同行,以不点名的方式。11月9日下午,她比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晚来了一些,就为了在家写完一篇博文《没忍住》。她看到在对深圳杨武事件的报道中,有报社记者直接对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杨武说“你太懦弱”。随后,又有大批媒体跟进采访,她看到同行们用话筒堵住躺在床上的杨武妻子,要求对方揭开隐私。

“我以为,中国媒体这么多年了,在基本的新闻伦理上还是有共识的。”柴静愤愤地说。

在总结会上,柴静从《60分钟》说到《The Daily Show》,都是美国知名电视栏目,又从唐·休伊特(《60分钟》主持人)说到拉里·金,并在合适的时机引用龙应台和张爱玲。

几个80后编导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:做不做林青霞。主编的意见是,考虑到稀缺性,这个人物只要能约到便做。柴静并没附和,“我不太想追逐明星。我担心他们已经对媒体习以为常,然后觉得你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分子。我觉得与其花这样的时间,不如去关注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那些人群。”

她在会后对我解释,理论上,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采访的对象,她只是觉得采访明星那条路最好走,如果思想上懒惰,就很容易走过去。

柴静说,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抵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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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,接近事实,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,所以反而要卸下。这是个大挑战:能不能以朴素的心态去接近真实,去认识人理解人。我到《看见》之后比较多的反思,就是在不断卸下前十年的采访经验,把技能上的蒙尘抖掉。我到这个阶段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。


南都周刊:你平常的阅读量有多大?

柴静:牟森(柴静友人,导演)每天三到五本书,何帆每天三到五本书,你的MSN上只要有3个这样的人,你想想你的压力有多么大。他们每天会给我推荐不同的书,给你发电子书过来,然后过两个小时问你看完了吗,我的天,我还没开始呢。我这几年的阅读都跟我当下的困惑有关,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之前,我已经三五年没看过文学的东西了。我们面对的是人,你如果只是报道他,而不是阅读他,不是去感受和进入到他的灵魂当中,你是做不出有深度的节目的。这个就必须借助文学,文学可以培养对灵魂的感受力。


南都周刊:你在中央台报道过很多公共事件,现在它们越来越多,有没有人问过你:中国怎么了?

柴静:“怎么了”这个事情,你要去探究当中的因果,不要放大一件事情的耸动性,耸动当中把它推向极端化,极端化中再用情绪去渲染,结果就全部是惊叹号,没有问号了。新闻是问号的,新闻到最后应该一切是寻常的,现在只给你奇特不给你寻常,你就理解不了世界。我给你一个建议,做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当成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,记者总想发现最奇特的东西,文学是要写出寻常的东西。


南都周刊:你现在的知名度,你觉得有没有外形的因素?外界也给过你“美女记者”的名号。

柴静:我外形平平吧,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。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,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,的确如此。我刚开始在《新闻调查》干的时候,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,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银镯子。采访前,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,然后把我叫到旁边,说“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,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”。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,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,围巾可能是我能够接受的极限吧,起码能够保个暖啊,也不会让人反感。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,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,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,你忘不了自己,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。女人天然会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这儿,我是一个女性,我希望美丽一点儿,悦目一点儿。我挺感谢新闻把我身上的这部分东西慢慢打掉。

南都周刊:相比之下,你会更喜欢“文艺女青年”?

柴静:这词挺好的,我只是还不够文艺而已。文艺青年应该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趣味啊,审美上的要求啊,我没有吧,我好像不足以匹配。文艺是两个很好的字,现在很多配不上的人都在消费这个字,更不要说践踏这个字了,这也是对文艺的不敬重吧。其实我们现在还根本称不上文艺呢,谢素台叫文艺,齐邦媛、朱光潜、丰子恺、周作人叫文艺,我们叫文艺吗?
Giving advice at the right time has to involve a great deal of intelligence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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